百姓视野导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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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孝中华周刊推荐:战友情深--怀念我的恩师李训舟

文/北京 张国领 

 2020年的春天,是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季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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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,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,增速迅猛的感染者数字,令人触目惊心,每天都有无数让人悲伤的消息,通过各种途径传播,阴暗着本该春光明媚的天空。 

 病毒致命而狡猾的传染性,将人们隔离封闭在各自的小家中,就连春节这个传承千年的走亲访友的节日,也无法正常度过,所有的拜年活动,也不得不被迫取消。以至于当我得知我的老社长李训舟先生猝然离世的消息时,已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十天之后。 

 初闻噩耗,我无比震惊,久久不愿相信。因为春节前的元月十二日上午,我和老领导周广庭、原《中国特警》主编秦玉敏还去他家中看望。那天,老社长看起来精神状态极佳,说起话来虽不如从前洪钟大吕,但也底气十足,完全不是病入膏肓的样子。特别是当我们要告辞时,他执意下床送我们。在大家的再三劝阻之下,他才没有下床。不过,看老爷子的劲头,他不是在做样子,而是完全可以做到下床走动。 

 我对老社长的去世感到震惊,是因为我不愿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,在我心中,像他这样德高望重的长者,是应该能享高寿的。而他今年才刚八十岁。虽然对于常人来说,八十亦属高龄,但他的性格和体质,在我看来完全符合长寿老人的所有标准。 

 常言说:有钱难买老来瘦。打从我认识李训舟以来,几十年间从没见他发胖过。一米七八的挺拔身材,任何时候都腰杆笔直。他的性格乐观豁达,为人处世低调平和,一生不与人争、不与世争。 

 老社长退休前,对待工作勤奋而认真,生活上却简朴得让人心疼。他不吸烟、不喝酒,没有任何不良嗜好,人前人后也从不论他人是非。 

 李训舟是新华社驻武警的记者,也是中央新闻单位驻武警记者组的组长。在他任职期间,宣传出了武警部队一个又一个的先进典型。如广为人知的刘家友、霍山生、胡建平、李国瑞等英模人物,井冈山模范中队、天安门国旗班、南京路上十中队、钱塘江大桥模范中队、拒腐蚀永不沾的沙头角中队等一系列先进集体。可以说,他为武警部队的新闻事业,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 

 认识李训舟之前,我只听说他是武警新闻界才华横溢的“一枝笔”,有极强的新闻敏感性和实践成就。当我有幸与他第一次相见时,却深刻领略了他“守规矩”的严格自律。 

 那是一九八四年八月,我到黑龙江参加武警部队文学创作班,学习结束后回安徽驻地的途中,在北京转车,老战友涂维龙和我一起,到位于西单教育街3号的武警总部拜望仰慕已久的李训舟组长。 

 当时记者组正在筹办一期武警部队新闻干部培训班,我和涂维龙都是资格比较老的报道员,不想错过这次学习的机会。从总队了解到的情况是,已报到记者组的名单里,有我的名字。于是我就自报家门问道:“首长,我叫张国领,是安徽总队宣传处的报道员,总队已把我报上来了,不知我能不能参加这次培训班?” 

 李组长很肯定地说:“你写了不少作品,但这次不能参加了。你们总队确实报了你的名字,但没有按要求报你的报刊发表文章剪贴本。” 

 我一听赶紧说:“因为我出来到东北参加总部创作班,不在单位,他们没有找到我的剪贴本,我现在就让单位寄来行吗?” 

“不行,来不及了。” 

“那我现在回合肥去取行吗?” 

“不行,来不及了。”他态度很坚决。 

 李组长看我很失望的表情,转而安慰道:“下次有机会了再说吧。”说完就去忙他的事了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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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他哪里知道,我已是入伍第六年的老兵了,错过了这次机会,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。于是我就特意对他说,自己是河南老乡,在总队报的五个推荐名单里,我排名第一,还是入伍六年的老兵。可他坚持说没有剪贴本不行。我心里明知李组长是按政策要求办事,并没有错,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,是如此不好通融。 

 不过后来那次培训班,我还是参加了。因为最后是总队党委要求,按总队上报的排名顺序进行录取,这样一来,排名第一的我也算是顺理成章地进京学习了。 

 那是武警部队成立后,和北京军区、第二炮兵联合举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,学员毕业之后,都要提为军官使用。走进校园之后我才了解到,那期培训班挽救了不少面临退伍的新闻老兵。 

 武警部队参加的20名学员,毕业之后,都做出了不凡的成绩。其中一人升至少将,七人晋至大校,其他的则当了处长、站长或支队政委后,相继转业到地方工作,在各自岗位上也干得风生水起。所以,我们同学常说,最初改变我们命运的,是当年极力为武警部队保留了新闻骨干的记者组组长李训舟。 

 后来,我调到《中国武警》杂志社工作,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正是李训舟。那时我们很少有人叫他社长,大家都尊称他为“李老”。 

 我在李老的直接领导下,工作了两年半时间,1998年他光荣退休了。 

 就是这两年半的时间里,我亲身感受了李总编的原则性,感受了他对部下的关心和爱护,感受了他为人的低调、品德的高尚。 

 刚调《中国武警》杂志社的第三天,李老就派我到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去采访。说实话,对完成这次采访任务我心中是不太踏实的,因为那时候全国正掀起一股国旗热,国旗护卫队是各大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报道的热点,我一个基层来的作者,能写好吗?护卫队会配合我的采访吗?这使我产生颇多的思想顾虑。 

 很明显,这项任务完成得好坏,直接关系着我下一步能不能正式调进杂志社,于是我壮着胆子走进了天安门国旗护卫队。 

 采访进行得很艰难,因为护卫队的官兵几乎没有空余时间接受我的采访。一个例子便可证明他们的紧张,护卫队的战士天天住在故宫的午门外,百分之九十的人却直到退伍,都没有机会走进故宫去参观一下。 

 我住在护卫队,见缝插针进行采访。七天采访、七天写作,很快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,这篇稿子得到李老的充分肯定。这不但增强了我的信心,也让我顺利调进了杂志社工作。 

 1997年夏天,李老带着我到辽宁锦州武警支队采访。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跟着他去采访,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 

 支队本来安排他住地方酒店,我住支队招待所。但他坚持不去酒店住,和我一同住在招待所里。工作中他不讲待遇、不论规格,每天和战士一起吃食堂。采访中更是与年轻战士交朋友,平等对话、言谈亲切,总能很快深入战士内心。他采访的角度也与众不同,问的问题深刻而又有很强的针对性。 

 不巧的是,在采访的第三天,因单位通知他回京开会,李老提前离开了,临走时给我重点交待了稿子的结构,让我一定采写完了再回京。年届六旬的老领导,用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,深深感动了支队领导。支队官兵为表达对他的敬意,买了一些东北的土特产给他,可拉扯半天他始终没有收下。 

 办刊物的几位领导,都是老新闻,对于办杂志没有经验,李老就带着大家每天研究别人的杂志,琢磨自己的刊物怎么办。当时按分工,副总编戴顺清负责封面、版式和图片的设计,副总编周广庭分管行政和文字,李老总负责。但他经常是事无巨细、事必躬亲,什么心都要操,有时为了一句本来可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表达的话,他能反复斟酌,大有“一字捻断数茎须”的认真执着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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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他经常会找我,让我把哪篇稿子的哪一句给改成什么,他说的那篇稿子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,因为每天要看很多篇来稿,不可能全装在脑子里,而他却每一篇都记着。不但记着,还在想着中间某一句话如何修改。 

 由于经验不足,我们编稿子从不考虑字数,而画版是有字数要求的,多了多少字,少了多少字,李老常常自己动手删改。 

 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九九八年的年初,我因髋部拉伤到医院就诊,被医生诊断为股骨头出了问题,连看了三家大医院,都是挂的专家号,诊断结果却是相同的,一时间给我的思想上造成了很大压力。那段时间也是社里工作最紧张的时候,什么时间我提出去医院,李老都马上同意,并派车送我去就诊。 

 有一天下班之后,我正在家里吃晚饭,接到李老的电话,说让我把这几个月来看病拍的片子,按时间顺序收集好,明天一早送给他。原来李老的爱人曹阿姨,在工作中腿部摔伤,单位为她请了中国最著名的运动医学专家,明天来为她会诊,李老说让这些专家把我的片子也再看一看。 

 我听了很感动,当即放下饭碗去找片子,找到一起一数,竟然有二十多张。第二天一早,我就将片子送到李老的家中。然后开始焦急地等待专家的判决。 

 到了下午约四点钟时,李老匆匆从外面回来了,他在我办公室外就大声喊着:“小张,小张,张国领。”我赶紧跑出门,只见他笑着说:“放心吧,放心吧,专家们把你的片子全看了一遍,说从你拍的第一张到最后一张片子看,都不是股骨头坏死。只是有点拉伤。”他的一句话,让我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。   

 我拉着李老的手晃了几晃,嘴里不停地说着“谢谢”,最后还又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:“这些专家都靠谱吧?”李老很坚定地说:“肯定靠谱,都是国内顶级专家,他们看一张片子收费都要五百块钱呢。”我一听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,我那可是二十多张片子啊,我说:“我明天把钱给您拿来。” 

 李老摆摆手说:“不用你拿,这次他们是顺带帮助看看,不收费的。” 

 这件事儿,只是李老关心部下的一个例子,在他手下工作的人,每个人都得到过他的关怀。 

 李老关心部属可以说是无微不至,他在控制公费开支方面更是严格。 

 杂志创刊前两年,为了提高刊物的知名度,社里搞了一些活动,来自全国各地的答卷每天都能收到几麻袋。改卷子成了一大难题,靠社里的几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,于是,他就打报告从下面部队借调了七八位同志来帮忙,经常是加班加点,有时过了开饭时间,我们就提出到外面吃饭,只要我们提出来,李老都满口答应:“可以,去吧!”但随后都会再追加一句:“吃饭可以,但总量控制,不能超过一百元。”听了他的话我们都笑了,十几个人吃饭,总量不超一百元,这是不是也太抠门了。 

 但笑归笑,我们还是严格按他说的执行,因为当时我代管内勤,超了一百元他就真的不给签字报销,那多余的就要由我这个买单者来自掏腰包了。 

 李老有一句名言,办刊就要办名刊,所以,《中国武警》杂志创刊刚两年,就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“全国百强”期刊。 

 李老办刊定的标准很高,在他的手下工作压力很大,因为我们的行动经常是跟不上他的思路。不过,他的另一个标准是非常低的,有时低得我都看不下去,这就是他对生活的标准要求。 

 作为一名社长兼总编的大校警官,从我第一次见他那天开始,就发现他每天上下班,都是骑一辆非常破旧的28自行车,那辆车子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,他自己不舍得换,却为我们部下每人买了一辆新自行车。当时政治部专门为杂志社配备有一辆吉普车,他却从未让驾驶员接送他上下班,因为在他眼里,那是占公家的便宜。 

 李老是一九九八年退休的,那一年他还不到六十岁。至于为何提前退休,我们都不得而知。我所知道的是,他退休时,两本刊物已从开始的无序走上了正规,杂志社从两间办公室争取到了八间办公室,一年九十万元的办刊经费,账上还剩余一百多万元。 

 李老走了,听他爱人曹阿姨说,是长期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猝发。由于是在疫情期间,李老交代亲属不让告诉任何人。这就是李老从不给别人找麻烦,他肯定是把亲朋好友的最后送行也看成了一种麻烦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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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此时我眼含泪水,窗外阳光照耀,但李老已匆匆驾鹤西去,只留下这一地春光。 

 遥祝恩师一路走好!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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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作者简介

       张国领,当代军旅作家、诗人,现居北京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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