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姓视野导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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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挖中华农耕思想的时代价值

 中华文明以农而立其根基,因农而成其久远。在农耕文明的演进历程中,耕读相协的文化孕育了众多农学家,他们不断总结生产经验,汲取先民智慧,传承行知思想,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农家类书。王毓瑚编著的《中国农学书录》(1964)收录古代农书509种。张芳、王思明编写的《中国农业古籍目录》(2002)正编部分收录我国农业古籍存目多达2084种,这其中包括各类校注性、解释性和汇编性农书,体现出历代农学“信而好古”的学术传承性。农学典籍积淀了精深的农学思想,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,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,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宝贵财富。

 农学典籍对指导古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、促进古代农耕文明发展功不可没。李根蟠认为,“在人类本性和外部环境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,古代的经验和思考成果往往具有超时空的价值和启迪意义”。作为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宝贵遗产,中国农学典籍的价值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被湮没,反而历久弥新,书中记载的许多农业技术和哲学思想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,以其科学性、思想性、审美性和学术性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“要在安民”的农本思想

 民之大事在农。“农本”思想贯穿中华文明的始终,构成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农业社会的基本底色。《吕氏春秋·上农》开篇言道:“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,先务于农。”即致力于农业发展是统治者教化万民的先决条件。“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”,“后妃率九嫔蚕于郊,桑于公田”乃先秦时期农本思想的突出体现,也是后世农学思想的主线。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序中有言:“盖神农为耒耜,以利天下;尧命四子,敬授民时;舜命后稷,食为政首;禹制土田,万国作义;殷周之盛,诗书所述,要在安民,富而教之。”此序开宗明义,强调农业乃富国强国之根本以及劝课农桑之要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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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在儒家思想“学而优则仕”为主导的古代社会,大量官修和私修农书的问世,正是自上而下重农意识的体现。如明代才子王象晋在仕途正盛之时隐居乡里,“旦夕从事于农圃”,后遍游天下十余年,著成40多万言的农学专著《群芳谱》,折射出古代中国耕读相协的文化样式。明太祖第五子朱橚所著《救荒本草》,以救荒活民为宗旨,是“民本”思想的重要表达。

 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、新论断、新要求。历代农书所贯穿的“要在安民”的农本思想与习近平“三农”思想高度契合,映射出农学典籍的新时代价值。

《吕氏春秋·审时》中说:“夫稼,为之者人也,生之者地也,养之者天也。”即把农业生产看作稼、天、地、人诸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。《氾胜之书》的“凡耕之本,在于趣时”,“得时之和,适地之宜,田虽薄恶,收可亩十石”,《齐民要术·种谷》的“顺天时,量地力,则用力少而成功多”,无不渗透着对天地人“三才”统一的朴素认知,体现出古代先民在长期农业实践中,所形成的整体观和生态观。

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,各得其养以成”,人与自然的“和合”是中国哲学永恒的主题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,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生命共同体论断,就是对“天人合一,道法自然”的创造性转化,也是对蕴含于农学典籍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。

 诗画农家的审美意趣

 南宋楼璹的《耕织图》绘制了一整套江南农耕与蚕织的图谱,以诗画的形式歌颂农家劳作。后世皆以楼璹之作为初本,创作出不同版本的《耕织图》,以清代康熙《御制耕织图》最负盛名。《耕织图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应时代的绘画水平和农事诗歌的创作风格,兼具农学知识性及文学、艺术和审美价值。据日本的渡部武考证,《耕织图》于15世纪末传入日本,但并未用于指导农业生产,而是作为山水画被广泛用于屏风、隔扇和拉门上。这正是其艺术审美价值的充分体现。

“诗三百”,思无邪。农事诗在《诗经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,展现了周代的农业生产景况,也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力。后世知识分子多以耕读传家、知行合一为价值取向,因而,农书修撰者皆为饱读诗书之士,所著作品以其文学性、艺术性见长。如唐代陆羽《茶经》的语言表达如诗如画,文采斐然,体现了他的人格追求与审美情趣,使人获得物我一体、主客合一的审美体验,实现心灵上的净化与升华。

 北宋曾安止开农书附诗先河。苏轼曾评价其《禾谱》“文既温雅,事亦详实”,高度肯定曾书的文学审美价值。后世农学典籍也多附农事诗,《王祯农书》中的《农器图谱》为每种农具谱诗一首,既有普及农具知识之用,又兼诗性的审美价值,体现了古人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高度统一。

 根脉相承的学术价值

 宋人郑樵有言:“有专门之书,则有专门之学。”中国历代农书根脉相承,构建了系统完善的古代农学体系,是研究古代社会政治、经济、农业技术、生活习俗等的重要文献,也是寻绎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基因的重要源泉,兼具学术史价值。此外,古代农学家著书时,多摘录前人成说,赋予农书典型的互文性特征,使其成为农书辑佚的重要参照。如《氾胜之书》,在《齐民要术》等书中多有征引,使其亡佚后又历经钩沉再度成书,彰显出农学典籍的文献学价值。

 文化是民族的,也是世界的。中国农学典籍为世界农学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,也拓展了国际汉学的研究领域。英国社会学家白馥兰在完成《中国的科学与文明》农业卷编写后,依据中国农书对古代中国的制度、技术、性别等各种社会因素展开研究。在《跨文化中国农学》中,分析了中国的农业科学及农业文献的性质与特征,涉及的农书有《耕织图》《补农书》《沈氏农书》《陈旉农书》《农桑经》《韩氏直说》《农桑辑要》《王祯农书》《农政全书》等。

 近年来,从农学之外的诸多视角对古代农书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,如古代农书语言学研究、专类文献文化研究、乡村社会史研究、翻译传播研究等不胜枚举,使古代农书研究视域不断开拓,也赋予其更广泛的当代学术价值。

 契合当下的科学意义

 中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,经过细致观察,发现了节气更替、气象变迁、土力更迭、作物生长等诸多周期性变化规律,探索出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、轮耕、轮作、积肥、堆肥等农业运作方式,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朴素认知。中国农学典籍既守正旧学,又因时求新,积累了丰富经验,记载的许多农业经营与技术手段具有显著的科学性。如《王祯农书》中论述的农林牧副渔系统经营,《沈氏农书》和《补农书》记载的明清时期在太湖地区推行的“农牧桑蚕鱼系统”。这些农业系统观念和技术至今依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,对提高农村水土效用、维护农业生态平衡、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 21世纪初,尼日利亚引进中国“稻鱼共生系统”的稻田养鱼技术,实现了稻米和罗非鱼的产量翻番,不仅减少了农村贫困,也让当地民众获得了充足的食物供给。如今,中国的稻田养鱼技术已推广到东南亚、南亚、欧洲、美洲以及非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源自古代农业的中国智慧,为全球生态农业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,成为新时代农学典籍科学价值的有力诠释。

 中国古代农书具有科学性与思想性相映照,艺术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特点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模因。深入发掘古农书的新时代意义,既可以为其自身固本求新注入活力,又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。随着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,农学典籍里的经验和思想可以“穿越时空”,为全球农业发展、环境治理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。

(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”(13BYY034)阶段性成果 者单位: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)

责任编辑:李乾坤8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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